本报讯 受出版业大环境影响，一度享有“出版基地”盛誉（也有人称之为“攒书作坊”）的人民大学学生楼，近期抛下了一批“下岗”者。去年暑假，在两栋研究生楼、五栋本科生楼旁以及公共生活区内的广告栏上尚可不时见到招收写手的广告，而今年七八月份，这样的广告已经销声匿迹。
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大学校园的出版活动也水涨船高。在1993年前后，学生出版群落渐成气候。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一位出版商，自称1990年在读研究生时就成为人民大学学生出版商的第一人。他说，在高峰时期，研究生楼几乎每个宿舍都有人参与书业。
高校学生出版（攒书）群落有或分或合的三种群体：出版商，主要从文化公司或出版社“揽活”；写手，作为出版商的雇员负责编撰书稿；经销商，从事图书批发或零售业务。在出版业中，各高校发展出了不同的特色。有一句顺口溜说：“北大学生开书店，清华学生做软件，人大学生来编撰”。
在大学中，多数学生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而经商赚钱门路无多，故攒书不失为提高生活水平的阳关道。一般而言，写的稿酬为千字30至50元，编的稿酬千字几元钱不等。写个8万10万字，即可收入3千5千元。活儿累点，但是不用多少投资，没有多少风险，钱又来得快，即使有稿酬不完全到位等损失，亦不甚大，所以出版商、写手趋之若骛。
学生出版群落的用武之地主要在三个方面：工具书、辅导教材、文化消费类书。不久前的工具书热、哈佛书热、MBA书热、戴安娜书热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去年劳动人事学院的几个“文抄公”，仅用20余天的时间，就编成一部600余万字的大部头工具书；法学院的一些“码字匠”用同样的方式速成了为数1000余万字的丛书。这只是出版商炒作的一个侧影。人民大学学生出版的活跃说明了某种程度上的市场认同。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供给。
然而，随着时下图书市场趋淡，部分业余出版商、编外写手被迫“下岗”，另谋出路。最近在人民大学一研究生楼内有一则广告，上书“招编辑请找王某某”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记者试着拨了电话，那一头的王小姐说：“你搞错了！我不是要招纳编辑，而是看看人大研究生谁聘用编辑！”更奇的是她告诉记者，她是某出版社的。当记者后来就此“恭维”一位出版商时，这位出版商说：“我们都自身难保了，还能招她？”
还有，高校施行教育改革也促使一些学生“跳槽”。例如人民大学研究生，95级以前仅需修满38学分，96级提到42学分。97级以后，更增加课程，总共需要修的学分从原来的38分提高到了58分，并对考试不及格者加大了处罚力度，学生的负担加重了，危机感增强了。因为时间有限，在书业与学业产生冲突时，许多人只能舍前者而取后者。有的学生“洗手不干”是因为别有追求，目标是律师证、注册会计师证、GRE和TOEFL高分等。
此外，书稿质量难以保证，所以难以卖出手。出版商吕先生承认，虽然写手多为研究生，但稿件质量也只能说比下有余，比上不足。这不完全是学生的错，许多书是应一些文化公司的要求速成的。因为出书的周期短，未免粗制滥造；又由于这些书常常由未经协调的人来编写，提纲由出版商敲定，矛盾和错漏也就在所难免。最近出版业不景气，学生出版群落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华夏出版社社长张伟指出，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出的书往往是一些消遣娱乐类的“泡沫”书，一旦市场不景气，这类书首当其冲。
再者，“相依为命”的文化公司转向使一些学生出版商断了“粮”。学生出版商的部分出版活动是通过文化公司进行的。北京海淀区倒座庙一家文化公司原来以考研书发家，今年图书营销已由主业变成了副业。该公司老板告诉记者，从去年以来图书不好卖，因此不少文化公司都退出了书业。
学生写手虽多数暂时“歇着”，但也有的依然故我。当记者走进一个宿舍时，一位研究生正在对照着竖排繁体字的《船山遗著》影印件校稿。在另一个宿舍里，一位仁兄正在手持剪刀，剪裁文章，地上留下了一大堆碎纸屑，桌上堆起了一大叠书稿。他说以前写书都是通过别人介绍，由于跟出版商不熟，吃了不少亏，现在已有比较完全、固定的渠道。至于今后的打算，他说，“目前还搞书，以后难说，因为并非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而一些学生出版商，尤其是“家大业大”者，多半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他们有的在观望，有的已转行，有的被迫“下岗”，但仍有不少特立独行者岿然不动，处变不惊，等待出版业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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